新东方名师与“汉语拼音之父”周有光聊语言学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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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聆听一个世纪的智慧——与周有光爷爷的对话
　　老妈在工作中常常有机会接触这样一群牛人：比如吕叔湘爷爷啊、文怀沙爷爷啊、张志公爷爷啊、李行健爷爷啊……这些爷爷辈的知识分子们，一个个才华横溢，个性鲜明，每个人就像一本看不完的中文百科全书——对了，其中不少人就是编写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》等工具书的大专家哦。咱们平时说普通话该如何发音，可都是由他们规定的。
　　
　　其实我有很多和这些专家大师面谈的机会，但作为一个学英语的，在这些专家面前，我对自己的中文很没信心，所以，听到有和他们碰面的机会总是能躲就躲……想想真是错过了诸多沾大师仙气的机会。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，我这是少读了多少本书啊。所以，这次有机会拜访周有光爷爷，我是绝不能错过了，尤其周爷爷是我从小就很佩服的那种学贯中西的老派知识分子，太有范儿了！
　　
　　周爷爷可真是国宝级的人物，106岁高龄的他，精通中、日、英、法四国语言，因发明为我们的语言学习提供无限方便的汉语拼音，而被称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。他还有一个绰号叫“周百科”，因为他是《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、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日文版的国际顾问。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，是吕叔湘的同学、沈从文的连襟，还是目前我国惟一一位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人。
　　
　　周爷爷的家是很普通的民居，简朴而温暖。拜访他的那天，这位一百多岁的老人，安静地坐在窗边的书桌前，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，天蓝色的衬衫熨烫得笔挺，举手投足间都是浓浓的学者气。我仔细研究，除了精气神很好，周爷爷也没有三头六臂啊，同样是人，为什么他的学问能做得这么大哩？
　　
　　作为一名优秀的英文教师（鼓掌）和一名业余的八卦记者（再次鼓掌），我的职业病忍不住又犯了，一点不见外地向周爷爷抛去诸多问题，下面请看前方发回的报道：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我一直有个疑问，现在的人也是一路上学学过来的，可是很少能企及或是超越你们那些大师的高度。您那时候是上了什么特别神奇的学校，还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什么特别的学习要领吗？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我们那会儿上学，还真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辛苦，我在小学接受的是日本教育，中学开始接受美式教育，所以一直接受的是General Education和Liberal Education，学习从来都是快乐又轻松的一件事。
　　
　　我们上中学那会儿，以学习基础知识（也就是工具知识）为主。“国英算”——国文、英文和数学是要考试的，其他的科目只是重在培养大家的兴趣，不需要考试，所以学起来根本没有压力。我也觉得不必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。学习的本质是最大程度获取知识，所以无需在那些自己不感兴趣或是很不擅长的科目上纠结太久。我们那会儿强调“国英算”的学习，虽说也存在弊端，但好处是让每个人有了更多的时间投身于自己所喜爱的事。我看“国英算”这样的工具知识，是一定要在小学、中学学好的。现在许多人有个错误的认识，以为把中文或英文学好了就是有学问，其实这些都是工具而已，不是“纯知识”。要想掌握“纯知识”，可以进了大学利用“工具知识”来学习。
　　
　　我们上学那会儿（我算了一下，应该是90多年前的事儿了），之所以学的东西比较扎实，是因为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这样有这么多的纷扰。比如，那时候的学校都是男校女校分开，所以中学时学生们没机会谈恋爱，也就省去了为爱痴狂、分散注意力的麻烦。还有一点至关重要，就是那时候每周上课六天，只有一天的休息。学习时间长，才确保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吸收消化所学的知识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李开复在给女儿的一封信里提到的，人们学习时常常怀有功利心，总有“这个课程有什么用”的疑问。李开复举了个乔布斯的例子，乔布斯在大学里修过在别人眼中毫无用处的书法，而十年后这个经历却成了苹果电脑里漂亮字库的基础，那您在上学时都学了哪些在他人看来无用的东西呢？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我们上中学那会儿，虽说是上六天课，但所谓的“正课”时间只有每天上午3节课，下午全是自由选修课一类的“闲课”，大家完全可以凭个人喜好选择想上哪种课，比如音乐啊，舞蹈啊，中国拳啊之类的课程。当然，如果学生古文或英语这类的功课没跟上，也可随时参加补习课。因为有这样自由的学习氛围，那时大家从来没有把所学的东西分成“有用的”和“没用的”。但若以现在人的评判标准来衡量，我当时学的二胡、小提琴和中国拳，大概可以被归入不太有用的范围里吧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那您学习二胡、小提琴和中国拳有什么收获呢？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中国拳分南拳和北拳，我当时很擅长北拳。练拳肯定是可以强身健体的，还有一大好处，就是可以在个人安全受威胁时用于自我保护。当时学校里玩二胡的可都是些大师级人物，我们是跟刘天华学的，同学里也有一些像储师竹这样在这方面很有天分的人。赶上同学和老师都是高手，再加上大家有共同的爱好，所以常常聚在一起玩着玩着就学会了。我学小提琴也学了挺久，直到去了日本，还一直在坚持跟老师上课。当时我的老师建议我每天至少花两三个小时练琴，但我告诉他，我学这个只是simply for fun的，所以练琴没对自己太苛刻。说到学习乐器的好处，对我来说，学过二胡和小提琴后，再去欣赏音乐就能听出好坏之分了，这其实能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这么说来，咱们是属于不同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咯？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是有不同。现在读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控制人的思想，我们那会儿读书是轻松的读，自由地获取知识。现在教育的内容太多，学生压力很大，是因为中国学了前苏联，搞专业教育，主张“大学就是培养专家的”。我们那时的学校是偏向英美教育模式，提倡通识教育，不鼓励你做专家，而是鼓励你拥有广泛的知识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。我觉得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，而是培养拥有完美人格的人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您在学生时代，读书是全凭个人喜好呢，还是要按老师规定的书单严格执行？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我在中学时代，除了规定应当看的书之外，多半时间是自己选择要看什么书的。那时候全凭个人喜好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我身边有很多英文不错的同学或朋友，但大家都认为英文即使说得再流利，也无法和母语相提并论。您是怎么学习英文的呢？您英文学的这么好，是不是和当时读教会学校有关？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我们读的小学和中学也都是那种普通的学校，我的大学是所教会学校，在进入那里学习之前，我的英文已经说的很流利了，完全不成问题，其他同学也一样。说起学英语，我的起步并不算早，小学就有英语课，但真正开始学英语是始于中学。那时候学校不多，所以老师和同学的水平都非常高。英语课老师都是这么训练我们的：老师准备好话题，让学生抽签，五分钟准备后就得上场讲这个话题。老师还时常让我们对着镜子说，因为这样可以快速找到自己说话的不良习惯，还可以随时观察演讲时的举止风度。我觉得这种训练方式就挺好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敢情你们那时的学习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地exam-oriented（以考试为中心）啊，我爸爸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哑巴英语，不太注重听说学习，原来早先时候的教书先生反倒是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意识的呢。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嗯，那时我们的英语课是很重视表达的。不过学习语言能交流表达自如还远远不够，所以上了大学就换成英国的文学家给我们拔高，教我们怎么把英文文章写得漂亮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（只有狂点头的份儿了，原来大师都是大师教出来的啊！）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我读的那所圣约翰大学是所教会学校，建校时间比清朝的京师大学堂还早。我们学校图书馆和阅读室藏书很多，设施很完善。学生们下课常会去那里阅读各国的原版期刊报纸和书籍。我刚一入学就读过英文版的《资本论》，不过这本书真让人头疼，看得我一头雾水很痛苦。因为不懂嘛，就只好隔段时间重新再读过。有次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在阅读室巧遇英国老师，对方冷不丁地提了个问题，问我们报纸应该怎么读？大家一听楞了，不知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这时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：看报纸是讲究方法的，每次读报要学会像自己发问，问三个问题：第一，今天的消息哪个最重要？第二，它为什么最重要？第三，这个消息的新闻背景你是不是了解？如果不清楚就应该花时间仔细去查询，把来龙去脉都搞明白……这之后，我们几个人一直按照老师的建议，保持着这个良好的读报和学习的习惯。事实证明，他这一点拨真的让我们收获很大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这真是个训练英文思维和表达的好方法。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就很少发问，所以很多人会苦于无话可说，苦于表达时难以延展话题。看来以后我也得好好按这种方法训练一下自己。那您又是怎么学好日语和法语的呢？我自己上大学时有过学习德语的惨痛经验，本以为自己有语言天赋呢，结果因为学习二外平添了很多的挫败感。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语言学习得仰仗语言环境。法语是我上学时学的第二外语，所以和英文是一样的学法。学日语是在我留学日本阶段进行的，日语本来就很简单，有语言环境很快就能学好。不过，现在我的法语和日语都有退步，因为自己年龄太老了，又很久不接触这两门语言，如果30年都不用，那语言的功能就会慢慢退化。还好英文没受影响，因为英文我还是天天接触常常使用的。 　　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（早就听妈妈说过，周爷爷很早便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，因为坚持读书看报，所以国内外所有新闻消息他都了如指掌。放在手边随时翻看的书籍当中，有很多英文原版书籍，对他来说看英文版的书就像看母语的书籍一样…… ）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你上学读的是哪所学校？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我大学四年是在北外读书。毕业以后去英国的利兹大学读的传媒专业的研究生。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很好。只学语言是不够的，毕竟语言只是个工具。所以你又读了个专业是不错的选择。语言学好了，可以借助语言的优势投身自己真正有所精专的领域，做出一番成绩来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前阵子日本地震，您关注那些新闻了吗？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当然。
　　
　　杨思晴：当时看了地震后，当地人那么井然有序地排队打电话的新闻图片，我就感慨来着，这恐怕是我们国人一时半会儿赶不上人家的。
　　
　　周有光：是啊，我接受过日式教育，也在日本留过学，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日本国民的素质就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。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我编写的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原版是一套30本书，早年在中国印刷的时候，为了省钱，被印成10本或20本一套。结果三年过去，人家告诉我，这套书在中国才卖掉20万册。而在只有我们国家人口三分之一的日本，那30本一套的书，在同样的时间里就轻松卖出了70多万册。这就是差距。当我们和别人有差距的时候，不能不承认，不能硬着头皮吹嘘自己的好，我们要承认有差距，才能不断进步。
　　
　　其实我还想问他上学的时候有什么不擅长的功课没有，但一激动忘记了发问。但后来想想，他大概不会有什么不擅长的功课吧，因为照他的描述，学习一向这么地简单而又轻松，应该不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吧。
　　
　　看着眼前的这个可爱的老人，不禁被他身上散发的强大的正面能量所感染。现代都市人总爱标榜“格调”，以为身穿Giorgio Armani或Versace，手拎LV、Prada或是Hermes包包、出入于大大小小的时尚派对，或是在情调高雅的咖啡厅，手捧着摩卡、拿铁或是卡布其诺，读本英文杂志就是格调了。但比起周爷爷，境界还差的远着呢。在大多数人不知世界的摸样时，他已在日本留学，在美国和欧洲工作，游走了大半个地球，接触过很多真正的伟人。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周爷爷，早已是宠辱不惊。退休的他，每天仍穿着整洁的衬衫，106岁的高龄，除了要戴助听器，并无多少老态。而他的思想更是年轻，各种新鲜玩意儿不仅知道还能亲身体验，例如微博，刚开没多久，粉丝就已高达4万6千多人次。
　　
　　说起来，周爷爷并不是个“精彩”的文人：他没有风流浪漫的情感故事，与已故的老伴儿张允和一生恩爱，两人相依相携、读书散步、红茶咖啡、举杯齐眉；他不是呼风唤雨万众瞩目的媒体明星，留给世人的是一笔笔岁月耕耘的文献巨著；他没有值得炫耀的豪宅别墅，房间异常简朴，但他会笑着告诉你：心宽室自大，室小心乃宽。
　　
　　50多年前，他写下了《新陋室铭》：“房间阴暗，更显得窗子明亮。书桌不平，更怪我伏案太勤。门槛破烂，偏多不速之客。地板跳舞，欢迎老友来临。卧室就是厨房，饮食方便。书橱兼作菜橱，菜有书香。”
　　
　　好一颗平常心，任世间变化，我自泰然处之。这，才是真正的大格调，大智慧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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